早在五年前，本人所在的《首席财务官》杂志所进行的“2005中国CFO生存状况调查”中，有57%的受访CFO认为自己属于公司的决策层。而在最新的调查中，对于同样的问题，有83%的受访CFO认为自己属于公司的决策层。换句话说，五年的时间，进入公司决策层的比例整整提高了26%。这不能不说是一项巨大的进步。两次调查的数据差异详见图1。

 

 

事实上，如此巨大的变化，最核心的原因在于日益强烈的分权需求促使本土CFO全面进入决策核心。与中国企业的发展阶段对职业经理阶层的需要是分不开的。让我们不妨把关注的目光放大到整个职业经理人阶层出现的必然性。

 

 

谈及职业经理人的起源，有两个人是无论如何无法绕开的——阿尔弗雷德·P·斯隆和彼得·F·德鲁克。作为现代工商业历史上的第一个首席执行官，斯隆全面掌管通用汽车公司的时候，幼稚的汽车市场仍然完全处于福特汽车的巨大统治力之下。在1920年，亨利·福特率先采用的大规模生产技术，以每分钟生产一辆黑色T型汽车的效率使福特公司占有60%的美国市场份额，通用汽车公司使出浑身解数，才勉强保住了12%的市场份额。此时的现代工商业仍然还停留在创业者的神话时代中，白手起家的JP·摩根、洛克菲勒和亨利·福特身为美国梦的代表，浑身上下散发着太阳般耀眼的光芒，就像今天丁磊、陈天桥头上的光环。

 

 

仅仅五年后，斯隆就带领通用汽车公司全面超越了福特公司，他所凭借的是全新的组织和每年不断推出的新车型，而福特公司依然在福特的光芒下麻木地生产着历久不变的T型车，最终永久性地丧失了汽车业霸主的地位。《经济学家》杂志后来的评价一语中的，“阿尔弗雷德·P·斯隆对高层管理者所做的和亨利·福特对最低层所做的完全一致：将其行为变成一种可靠、高效、飞快运转的流程。”

 

 

从这个意义上看，即使今天大多数中国公司的创始人依然在公司内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职业经理人的崛起也注定是一个无法阻止的趋势，其内在驱动力在于经营环境的变化，正在迫使越来越多的公司采取更广泛的分权策略。

 

 

而管理学和经济学都一致认为，在迅速变化的市场中，分权的净收益(与它产生的代理成本、协调成本和失误损失、对集中信息的低效运用等各种分权成本相抵消之后)会相对较高。美国学者Christie、M. Joye、R. Watts等人选取了121个公司的样本，研究其总裁和高级经理之间的分权问题，最终发现：公司越大，拥有的局部知识越多，业务越分散，政府干预越少，就越有可能采用更高程度的分权化决策。

 

 

就本土企业来看，无论是宗庆后白手起家的娃哈哈这样的家族企业，还是倪润峰、张瑞敏同样以创始人身份做大做强的国有企业，其目下的市场环境的变动速率和创业之初都已经无法同日而语，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切分创始人过宽的管理幅度的高层职能经理的出现，已成必然之势。

 

 

同时，由于国内近30多年的经济改革，使得本土企业先后经历了生产为王(短缺经济时代，1978～1990年代初)、营销为王阶段(过剩经济早期，1990年代中期～2000年代中期)，而近年来由于民企登陆海外资本市场以及国内资本市场的勃兴，中国企业正在进入一个以股东价值最大化为特征的“资本为王”的新阶段。在这一全新的发展阶段，CFO作为公司创始人在资本环节的操盘手，必然全面介入公司的战略级决策。而且，由于国内企业的创始人和CEO们普遍缺乏财务知识(大多是技术、营销出身)，在企业规模迅速扩大之际，CFO的专业经验就成为他们在新的发展阶段中不可或缺的“拐杖”。

 

 

 

 

本次调查中34%的受访CFO表示，其主要的工作汇报对象是董事会。与五年前的调查相比，这一数字同样有了较为明显的上升，当时只有15%的受访CFO确认自己的工作汇报对象是董事会。一个良好的迹象是，向副总裁汇报的CFO比例比五年前下降了接近一半，这表明越来越多的CFO已经是副总裁行列的一员，至少在职能线上与其他条块的负责人可以等量齐观了。

 

 

显然，这与最近五年来资本市场改革的逐步深化、上市公司治理结构日益规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当然五年间两次调查中最重要的结果，仍然是接近60%的受访CFO表示需要直接向CEO或总裁汇报(见图2)。这一数字也表明了国内公司治理结构的改革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要达到欧美发达市场下的现代公司治理结构水平仍然需要足够的时间。

 

 

从公司治理的内涵来说，CFO角色扮演着极其重要的环节。伯利和米恩斯(Berle and Means,1932)以及詹森和梅克林(Jensen and Meckling，1976)认为公司治理应致力于解决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关系，公司治理的焦点在于使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利益相一致。法马和詹森(Fama and Jensen，1983)进一步提出，公司治理研究的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情况下的代理人问题，其中心问题是如何降低代理成本。施莱佛和维什尼(Shleifer and Vishny，1997)认为公司治理要处理的是公司的资本供给者如何确保自己可以得到投资回报的途径问题，认为公司治理的中心课题是要保证资本供给者(包括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上述学者对公司治理内涵的界定偏重于所有者(一般情况下即为股东)的利益，因此他们信奉“股东治理模式”。

 

 

科克伦和沃提克(Cochran and Wartick，1988)认为，公司治理要解决的是高级管理人员、股东、董事会和公司的其他相关利益者相互作用产生的诸多特定的问题。布莱尔(1995)认为公司治理是指有关公司控制权或剩余索取权分配的一整套法律、文化和制度性安排，这些安排决定公司的目标，谁拥有公司，如何控制公司，风险和收益如何在公司的一系列组成人员，包括股东、债权人、职工、用户、供应商以及公司所有的社区之间分配等一系列问题。以上学者对公司治理的阐述把利益相关者放在与股东相同的位置上，因而他们提倡“利益相关者治理模式”。

 

 

尽管在上述学术观点中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作为公众公司，应当设定一定的制约程序来限制管理层的行为，这已经成为全球公司治理的共识。而由美国安然事件等一系列丑闻所引发的“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破天荒地要求CEO与CFO共同在财务报表上签名以此承担法律责任的行动，不可避免地对CFO在公司内的决策层地位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而考虑到国内已经有300余家海外上市公司(主要在美国)的现状，这批CFO对国内同行显然起着标杆性的作用。

 

 

 

 

刚刚结束的调查表明，本土CFO的工作职责趋向于“广谱化”，与五年前相比，除了资金管理和纳税筹划这些由于中国经济结构中的固有问题导致CFO不得不高度关注的两个环节。内部控制、全面预算管理、投融资、战略成本管理，甚至信息化环节都成为当前本土CFO们发挥主导性的领域。

 

 

 

 

目前大多数规模以上的中国企业的发展已经进入一个高财务风险区域，其面临的主要财务风险和危机大致有以下三个：外部经营环境处于剧变期、短期现金流风险和外部并购风险。在上述风险存在的基础上，中国CFO们的管理范畴正变得前所未有的宽广。如图3所示，本次调查中，资金管理、内控与风险管理、纳税筹划、全面预算和投融资等都成为超过半数的受访CFO现阶段具有工作主导权的主要领域。

 

 

而涉及到业务发生机制的战略成本管理，也被高达45.68%的受访CFO主导推进，显然这对于下一步中国企业全面走向精细化管理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相应地，作为流程调度和再造的理想工具，信息化建设也被35.8%的受访CFO掌握着主动权。这其中，特别是一些具备相当规模的民营企业，在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CFO作为空降兵加盟，在赢得老板的鼎力支持之后，CFO改造这些“野蛮生长”的民营企业之时，往往首先采取信息化的手段，用流程再造的方式对积弊已久的内部财务管理、预算管理、资金管理和内控管理进行一次快速的“系统升级”。

 

 

 

与前一个调查结果息息相关的一个调查结果，是关于中国CFO日常工作精力的分配(见图4)。调查结果显示，综合财务管理、税收筹划和风险控制三个环节占据了中国CFO绝大部分精力。除了前面已经论述过中国企业面临的三大财务风险之外，国内长期以来企业的畸高税负(根据福布斯公布的2009年全球税负痛苦指数排行榜，中国大陆位列全球第二)，使得绝大多数规模以上的企业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税务问题，因此CFO不得不拿出相当的精力去筹划和化解这方面的问题。而由于是外部环境所带来的问题，针对税负这一问题的应对显然无助于构成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不过，风险控制倒是一个具备极大伸缩性的职责领域。事实上，内部控制作为应对企业经营中的系统性风险的“安全程序”已经上升到国家层面的制度建设了，中国版“萨班斯”的出台就是明证。类似如此重大的立法举措聚焦在企业运营的一个独立环节，在国内罕有同样的案例。这从另外一个方面也说明了，内部控制对于正在大规模推进精细化、资本化乃至全球化的本土企业来说，已经成为无法逾越的门槛。因此中国CFO完全可以在现有的工作职能和精力分配格局下，通过全面的风险控制管理逐渐理顺业务流程中的不合理环节，进而推动企业向精细化运营进化。

 

 

 

目前本土CFO身处全球第三大资本市场环境中，其现有职能的发挥距离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的理想要求的距离尚远。根据历次调查的结果，本土CFO在重大决策上只具有建议权，拥有否决权的尚属凤毛麟角。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本土企业的资本运作无论从规模还是频度都大为增加，这对于出身于财务背景的本土CFO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从现代公司治理的角度来看，国内企业在IPO领域的实践在沪深两地交易所开张的第一个10年内几乎乏善可陈。当时国内IPO路线图中的关键点在于上市指标的获取而不是如何挖掘上市公司的投资价值，而借道资本市场实现“国企三年脱困”的基调，则几乎彻底使国内资本市场失去了上市公司所应依托的信托责任的立足点，其余毒绵绵至今未能肃清。

 

 

因此，我们今天看到的IPO案例中的资本英雄，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2000年后登场的。好在30年的改革开放史中，总有些行走在政策空白点的异类出现，而他们的实践为某种潮流的兴起扮演着导师的角色。

 

 

当前，在更为市场化的海外资本市场实现IPO，也意味着这家公司的资本运营能力得到了更市场化、更普遍地认可。

 

 

事实上，2007年1月1日起施行的新会计准则所趋同的国际财务报告制度，恰恰是全球性资本市场不断完善的产物。中国人民银行一位权威专家认为，国际会计准则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资本市场全球化迅速发展的背景下，为便利各国企业资金融通、资本运作和业务合作而产生并渐次完善的共同的“会计语言”。

 

 

在过去的100年间，全球经济通过贸易全球化的过程逐渐从严格的国别壁垒和分割走向全面的区域联合和一体化。其中，资本作为经济驱动的核心要素，率先实现了大范围的跨国界流动，并由分割到融合进而形成全球化资本市场。而在资本的背后，会计制度的趋同扮演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不过尽管新会计准则给上市公司带来了诸多意义深远的影响，但值得本土CFO注意的是，来自全球资本市场的成熟实践早已证明，采用不同的会计准则不会带来实质上的不同估值。

 

 

 

 

在本次调查中，高达90.12%的受访CFO表示，自己对公司重大决策的参与仍只限于建议权，能真正具备决策权的只有19.75%，而标志着公司治理结构均衡性的否决权只有14.81%。

 

 

上述调查结果与不久前IBM刚刚公布的一份调查报告的结论颇为吻合，“在大中华区，首先CFO在职责和企业当中的重要性越来越显著，特别是在面临外部非常频繁不可预测的变化当中，职责越来越重，而且更多地介入到企业级的一些决策过程当中去。同时他们在这种决策过程当中扮演的角色不仅仅是信息的提供者，或者是一个方案的建议者，更多是到最后决策的制定过程当中，这个是在中国调查当中见到的一个非常可喜、也非常令我们诧异的结果。”

 

 

事实上，立场更为中立的CFO拥有更多的权力对于股东价值最大化是有更大的益处。按照一项广泛被引用的数据所言，在财富500强的企业中，大约有1/3的CEO以前做过CFO以及类似的角色。金融时报指数350的公司中，一半以上CFO出身的CEO帮助自己的公司获得了比证券市场平均业绩更好的表现。

 

 

不过，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历史原因，使得CFO尚无法充分行使职权范围内的决策权，但从辩证的角度来看，建议权也是一个具有很大中间态的权力。由于国内市场经济的发展历时尚短，加上中高等教育长期存在的问题，大部分公司CEO对于财务和资本两个领域的知识相对匮乏。因此，在资本市场发展起来、企业规模日益增长之后，CEO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决策需要使用到财务和资本方面的知识，此时CFO就成为极好的咨询对象。因此，其建议权如果运用得当的话，是非常有可能转化为最终的决策的。

 

 

当然，建议权发挥得好坏，更多地取决于CFO与CEO的微妙关系。毋庸置疑的是，当前本土企业中CEO与CFO的关系，仍然是制约CFO阶层在当下展开职能的重要内部环境。由于发展时间所限，大多数规模以上的本土企业仍处于创始人的直接控制之中(国有企业也多是在将其规模做大的那一任领导控制下，如海尔集团的张瑞敏)，因此CFO的职能展开必须要获得创始人的支持。

 

 

由于所历经的经济周期较短和早前双轨制中暴利机会频现的影响，本土企业的老板大多如前天狮集团CFO焦文军所言的“赌性极重”，因此如何制约CEO的决策风险就成为本土CFO一项十分关键的任务，而这又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与CEO保持极好的关系。

 

 

在本次调查中，能够得到CEO充分理解大胆授权的CFO占到了六成(见图6)，这一结果和五年前差不多。这说明，经过多年的磨合，中国企业的CEO与CFO对彼此的管理边界有着相当的默契。

 

 

来源：新浪网